湄水春波第十五章艰难的支撑、四、

流戈

四白天，李庆军领着一帮“牛鬼蛇神”搞秋收，由造反派们监督劳动改造，晚上在汽灯下轮番接受批斗。秋茶采收任务因为开展运动的需要，只完成了三四成。看到那些嫩绿的茶芽来不及采收便长成了枝叶，李庆军着实觉得心疼，这起码要损失掉一千多元钱那！他忍不住找到场文革组长李宗琦，希望他能多安排些人抓紧时间把地里没起出来的红薯、木薯都抢收回来，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显然在李庆军的眼里，李宗琦和那些不务正业，整天吃饱饭瞎折腾的人不同。他这个人心思还是能放在茶场的管理上，想把茶场的事情办好。
“你找董启芳提起过这些事情吗？”李宗琦没有直接回答，却向李庆军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没有，跟她提根本没有用。她好象对我有成见，不论我提什么建议，她都不会理睬。你负责全面工作，还是向你反映一下为好。”
李宗琦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淡淡的笑，心中暗自欢喜。有董启芳领头这么一造反，轻而易举地就替他把李太军搬倒了。自己没费吹灰之力，白捡了个大便宜，既除了一大障碍，又丝毫用不着跟人结怨。自己还可以摆出一付“兼听则明，唯才是用”的架势对李庆军来个“废物利用”捡了便宜又卖乖，左右逢源。哪怕日后形势有变，李庆军也只有找那笨蛋黄毛丫头去算账，无论如何算不到自己头上。于是，他客气地摆出了他的领导姿态，开始教训起李庆军来：“我说你呀，这话好在你是当我说，我知道你是一番好意，替生产着想，替场里着急。可是，你可别忘记你目前的身份，主要是交待问题，接受批判。别让董启芳她们抓住你的把柄，再给你加上一条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的罪名。目前正是揭批查的紧要关头，连我这个当组长的都害怕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呢。所以，今后你有话可以背后跟我说，大庭广众之下就千万少说为妙。”
李宗琦是懂得钱的重要性的，别看董启芳她们闹得欢，若是茶场没有收入，饿上两天半保证全都瘪茄子。而自己这个文革组长也没办法再当下去。这阵子群众到是发动得差不多了，运动如火如茶地搞起来，他在郑兴致面前也着实展示出了他的智慧与才干。拿郑兴致的话说叫作“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李宗琦心里清楚，场里账上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顶多还能维持三两个月。这大好的形势需要花钱买呀！尽管嘴上成天喊“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语录，可李庆军向他提出的建议很及时，也很必要。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建议是李庆军提出来的，那样会使自己在群众中的比重降低。于是他想了想对李庆军说：“这样吧，从现在起，场里下一步的秋收生产还由你领人去干，我们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嘛！不过，你要随时地认真检讨自己，诚恳地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和批判，在劳动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正确对待运动，正确对待群众，千万不要抱抵触情绪，你现在还是个GCD员嘛，要经得起组织上对你的审查和考验嘛！”李宗琦虽然自己还不是一名GCD员，但他此刻俨然成了党组织的代言人。说完这番话，他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突然也伟大也许多。他又向李庆军下达了要每天把生产情况向他汇报一次的指令，这才打发李庆军走了。
李宗琦立即找到郑兴致和董启芳，把自己方才的决定跟他们说了，但他只字未提建议的事，而是反复强调了抓紧秋收的重要性，让李庆军去干是最合适的人选，理由是第一，不能让这些被打倒了的当权派太清闲喽，应该废物利用；第二，这样做可以达到运动和生产两不误的目的，有利于运动的健康发展。
当天晚上的全体知青大会上，由副组长董启芳按照李宗琦的这两点理由宣布了场文革领导小组的决定。此后的一段时间，工作紧张地开展了起来。李庆军在被“打倒”了一个多月后，又恢复了主要的生产指挥权，中断了的生产又恢复了。秋收工作虽然变成了“冬收”，毕竟还是尽力所能及地把可收的东西往回抢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按照李庆军的部署，红薯基本上全都收了回来，但是，生姜还是出了大问题。供销社也在搞运动，造反派一夺权，原来的领导靠了边，原订的收购合同就没人再履行，只收了三万多斤就再也没人管。从山上起回来的生姜把食堂屋地占满了，卖又没人要，眼瞅着它烂掉了。因此还没挖出来的就全都扔在了山上。
   生猪是一种好吃懒做的动物，基本属性应划入地主资产阶级。原定建养猪场的计划让文革小组换成了饲养放牧小胡羊的计划，挖回的红薯堆进了农技校的废弃教室。大楼对个用石灰三合土打的地坪上晒满了红薯藤。李宗琦想出个好办法，下半年欠发的每月零花钱不再补发，每人给二百斤红薯。这可是个大快人心的决定，立即搏得了一片赞赏之声。二百斤红薯可比那五块钱的价值高不少。至于木薯，反正亚热带冬天不上冻，干脆就什么时候拨完什么时候算了。
   到了这个时候，秋收工作已经可以大大地松口气了。李庆军安排女知青们在场里刮木薯皮，男的上山拨木薯往家里运。可是，韩志梅却高低不肯接受这种优待。自从李庆军挨了整，她就成天跟着他形影不离。她公开宣称这叫“秤不离砣，公不离婆”
与茶场相隔一里来地的农技校，如今还剩下六个人。自从张继业走了之后，这六个人没有了领导，平时张罗安排和领头干活的事情自然就落在了其中的两名党员身上。这两名党员一个姓周、叫周广民。另一个叫冯军，他俩都是扔了四十奔五十的年纪。土改那阵子参加的工作，入了党，后来当了乡村小学教师。前几年挨饿队伍精简那阵子一同裁下来，到这彩霞山刚解散的农技校当了留守的校工。不过冯军遇事不爱出头，实际上这农技校里的大事小情暂时都由周广民给顶着。以前的各种政治运动，他们两个经了不少，深知一来运动就肯定有些人要倒霉。先前整风反右时起劲儿整别人的，后来“四清”时很多都被整得更惨。当然，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不把一拨人踹下来，那另一拨人就爬不上去，爬上去了他也坐不稳。有的时候你还真说不清楚这朋友跟敌人到底怎么划分。中国人脑袋特聪明，可往往在这上头就犯傻。这回又来运动了，说是要大革文化的命，文教系统首当其冲。这农技校也是学校，归文教口管，看样子是躲不开啦。张继业就已经遭了厄运。不过吉人自有天象,如今自己算是个工人，不属于那些挨“革”圈里的文化人。这真叫谢天谢地，多亏头几年减下来不再当那教书匠。周广民不但因祸得福，还倍受上天恩宠。他儿子周书勤能进到桂林师院上大学，政审时当然也是借了他爸爸这个工人的光。若还是以前的“臭老九”爸爸，门都不知道会冲哪边开！因此，两个党员是既相信马列主义，又有点儿信命。平时家里供奉着的既有毛主席相、又有祖宗神灵。毛主席是活人，供奉的是虔诚和祝福。祖宗已经死了，逢年过节上点香火。
如今县里下来了姓郑的工作组，把农技校和茶场合并在了一起搞运动。两个党员便都“结合”进了文革领导小组。这样一来，他俩“逍遥派”自然是当不成了，时常就被找去开会，写标语。哪怕只去点个卯，凑个数，不去可是不行的。他们自己心里也明白：别看书上那么说，这国家大事其实不是他这小人物管得了的。还是在自己那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头当个“基层干部”吧。他们自报的是初小文化，识字不多，加减乘除搁到一块儿的算题都做不上来。骗得造反派真以为他俩是村子里选上来的贫下中农。除了让他俩帮着在农技校那些房舍朝大路一面的墙上帖了几茬标语口号外，也就再没派给他们更多的揭批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