湄水春波（小说连载）

流戈

第七章、师徒之间                   一  
茶场不能永远租用山脚下的民房，场管委会一开始就决定先抽出三分之二的力量搞基建，到彩霞山上去择地建房。地址就选在农技校张主任说的那块地方，距离农技校也就一里多路。本着艰苦创业的原则，决定先建一批土房，一来能节省资金，二来用不着去买砖运砖。山上的黄土有的是，就地取材又能抢上时间。剩下的便是木料和瓦了，置办这些东西对场长王达昌来说是轻车熟路，三天时间就把货源和相关手续全部办妥了。人多心齐力量大，三百多根八米长的圆木，十几万块孤形瓦，没用上两个星期就全部运到基建工地。打地基用的石块更不用愁，沟里坡上随处都有，几把大锤就解决问题。
管委会分工由王达昌抓基建。这批知青当中，只有几个应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城镇社会青年。很多都在建筑施工队干过活。他们当中有个年龄最大的叫李宗琦，早先学过木匠，在县城的镇建筑队当过班长，这回茶场建房派上了用场，王达昌正要物色一个基建队队长，就选中了他。李庆军则分管到山坡上开垦梯地的工作和后勤这一块。在他的一再鼓励和劝说下，好朋友梁金瑞被安排在三中队担任队长。
那所谓的“梯地”顾名思义，也就是在山坡上建造梯形的地块。它的最大优点是保持水土防止流失，便利科学耕种和管理。开始时是用两三把钉锄同时刨到地上，同时使劲别出一块块厚厚的草皮块，拿来砌成横向的水平土墙。土墙里面再用土填平成地块。实际上，这同样是在搞基建，只不过不是建房，而是建地。后来，梁金瑞觉得用几把钉锄刨太费劲，就琢磨着设计了一种7字形的东西，让他爸爸给打成一把，拿到山上一试，果然比用钉锄好用，又快又整齐，切出来的草皮土块很象是一块块的泥砖，只是这种工具做得太厚，太笨重了些。经过大伙儿出点子改进，并安上了木柄，改用大木锤砸。后来大伙儿还给这种工具起了个名叫“开山锄”拿到莫圩镇农具厂让他们照样定做了二十把，回来在全场推广使用，使工作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一倍多。
一九六六年阳春三月，山上第一批新房盖成了。知青们从山脚下的民房兴高采烈地搬进了彩霞山上的新居.新房一色的黄土打墙，虽然土气了些，但这毕竟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所以，食堂把自己喂养的一口肥猪杀了，让大伙儿象庆祝盛大节日一般，热热闹闹地搞了一次大会餐。
韩志梅搬进了新建的大楼，楼上住的全是女知青。李庆军住楼下西侧，这儿是兼做场部管理人员的办公室。王会计、场治保主任吴国强和卫生员潘洪柱和他住在一起。楼下的东侧，一半是伙房、另一半是仓库。。中间的大厅平时是知青们吃饭的地方，有时又成了集中学习和开会的场所。这样，湄河县的首批上山下乡知青们，就顺利地在这彩霞山上安下了家。开垦荒山，建设家园。
李庆军自从和韩志梅处上朋友之后，生活上的事情全由韩志梅给管了起来。虽然是操心费力，弄得一天到晚没有闲时侯。可人家韩志梅却整天笑在脸上，甜在心里。什么时间哪件衣裳需要换洗，上工地穿哪件，出门办事穿哪件，这些李庆军过去从来不曾认真当回事的事情，如今可都得听从韩志梅的安排了，当然，李庆军也渐渐地习惯了这一切，觉得这都是些顺理成章的事情。他自己每天工作非常忙，白天要到山上去指挥安排生产中的事情，处理和解决随时可能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晚上要组织开会学习。有时还得做个别人的思想工作。每星期还要抽出两个晚上到山脚下初来时住的那个村子里继续给乡亲们教扫盲文化班。隔三差五地，场里还会有许多临时事情需要他外出办理。这一来，他自己的生活方面反而无暇去考虑，还真多亏了有韩志梅。
伙房和洗澡间如今全安上了自来水。那是将长长的毛竹破开两半，将当中的节打掉做成水简，从屋后的山冲里把溪水接引下来，一直引到伙房的水池和冲凉房的烧水锅里，水池的设计也很巧妙，池中的水位升高到离池沿还有一寸高时就会从那只事先做好的溢流孔中淌到直通屋外的水沟里，永远不会溢出到地面上。冲凉的烧水锅底部是只三十二刃的大锅灶，上面是用混凝土打的带木盖的水池，一次可以烧二十来担水。后勤组专门安排了人烧洗澡的热水，看见锅灶水泥池壁上的连通器玻璃管中水位升到红线的位置，就立即把顶上的水流断开停止往里加水。彩霞山里的泉水特别清凉甘甜，比起如今街上卖的那些瓶装矿泉水，纯净水什么的更要好喝得多。
这座大楼的对面原是一片长满蒿草的平地。如今靠着小河边的一头盖了一排冲凉房，还有猪舍。其余的地方则僻成了一个兼做兰球场的晾晒场，用石灰三合土打的地面，既平整又光亮，这儿算是茶场的文体活动中心了。
主要的男宿舍区在大楼后边山坡上的另一处开阔平地，那儿建了两排共二十间瓦房，也都是黄土打墙，搬上山来以后便正式分成了三个中队。为了便于管理，男知青们都按中队和小队分开来住。另外还有一部分女知青则住在离此处稍远些盖的十六间黄土瓦房围成的回形院落里。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由场长王达昌和指导员陈明坤住在这里。我们茶场初期建筑的名称就分别是“大楼”“男舍”和“回形院”。
李庆军按期转为正式党员后，就跟王达昌场长一起并入了农技校的党支部，由张继业任支部书记。因为一共才五名党员，就暂时只设一名书记，不设支委会。实际工作中五名党员则全都起了支委的作用。张继业遇事经常把五名党员集中在一起共同商量，重大事项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茶场指导员陈明坤是县委临时派来的，不带组织关系，在支部会上没有表决权。但大家都认真听取他的意见。县委组织部的柯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孙晓珍书记都嘱咐过李庆军，要他在指导员的帮助下尽快地熟悉工作，准备以后接下这付担子。柯部长拍着李庆军的肩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是我们县首批上山下乡知青中唯一的一名GCD员，必须要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多么重要。一定要放手大胆工作，尽快把工作担子挑起来。指导员虽然工作能力强，本身在部队就当过指导员。但他身体状况不太好，你可不能让他在茶场陪你太长时间，懂吗？”
直到这年四月底，指导员陈明坤同志病情加重,送到地区医院治疗，李庆军才得知他患的是肺癌，并已到了晚期。组织上早就决定让他离职住院治疗，可他坚决不肯,再三请求组织上让他在最后的时间里再为党做点儿力所能及的工作。正好赶上上山下乡，领导上拧不过他，含着眼泪答应他到彩霞山来呆一段时间，协助做些青年们的思想工作。由于他不让透露病情，大家也不了解实情，客观上对他也没有给予足够的照顾。所以他来了以后工作也一直相当操劳。
这批知青，认真说起来不能全都算上知青，有的只能称其为“社会青年”。不单是年龄上参差不齐，文化程度上也相差悬殊，有的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还谈什么知识不知识。在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个别的原先就是街上的二溜子、小混混，坑崩拐骗、打架斗殴什么坏事都做。若不是仗着成份好和碍于家长的面子，早就被送去劳动教养了。还有那年龄大的，象一中队新当先选的中队长李宗琦，已超过了三十五岁，实在应该归到“中年”的圈子里才对。各色人混杂在一起，自然一开始就有一部分人情绪极不稳定，不安心在茶场干。也有的只不过想借机会混点儿特殊好处。等到过了几天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好处可捞，便高呼上当受骗，到处散布消极情绪。三中队的黄家贵和陈彦明这两个人更是与众不同，单看平时那身穿着打扮就分外刺眼，尽穿那些花格的西服，衬衣的领口还扎着领带。这若搁到现在，当然是再普通不过，可那时正是艰苦朴素、以土为荣的时代，他两人竟然上山干活还穿着皮鞋。这么越格的行为本来就让许多人都横竖看不顺眼，更何况他俩还整天在一起高谈阔论他乡趣闻，唱那些别人谁也唱不来、听不懂的外国歌曲，于是，就有人给他俩封了个“土华侨”的绰号。
这两个“土华侨”其实是取他俩的反意词，他俩并不土，广州、上海都去过好几次，见过些世面。他俩都喝过一些墨水，人也聪明英俊、仪表堂堂，颇有点儿怀才不遇、愤世嫉俗。因为出生时投错了门户，让家庭出身把个人的前程给耽误了，只弄了个初中毕业便出息到了头，各买了台自行车到公路上去拉客混日子。这回来茶场也是出于无奈，自认前途无光，人生苦短，终日里胸无大志、玩世不恭，跟别的知青也疏于交往。这就难免引起一些人的反感。
针对这种情况，指导员陈明坤一开始就嘱咐李庆军：“必须先从阶级斗争抓起，发现反面典型就坚决抓住不放，发动群众把他批倒批臭。”他还亲自主持忆苦思甜，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时节，人们刚刚从三年天灾人祸中稍稍缓过神来不久，生活还相当困苦。两个“土华侨”奢侈浮华的花花公子哥儿派头，被作为重点批判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便是毫无疑问的了。但如果没有黄家贵后来惹出的那当子“桃色事件”，事情或许还不至于弄得太糟。
两个“土华侨”都多少有些来历。黄家贵的父亲黄宗达，原是湄河城里的开明人士。解放前曾变卖自己大部分产业来支持GCD的湄河游击队闹革命。土改时成分虽然划为资本家，但人民政府念其援手之情，并未对其抄产批斗，甚至在其困难时还给了许多照顾。他是湄河工商联的头头，解放后一直靠经商谋生。陈彦明同样出身商贩家庭，有个姑妈是南洋华侨，每年国庆节都应邀到北京参加观礼，多次受过中央领导的接见。据传，她家产业浩大，金条多得用斗量。这种与众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也许更容易招来一些人的嫉恨。
李庆军因事回了一趟柳田铜矿的家中，他一共在家住了三天，他把已经和林晓云分手，现在又和韩志梅交朋友的经过告诉了妈妈。因为儿子又新交上了女朋友，而且对方对庆军又是格外地体贴关怀，妈妈也就从庆军和林晓云分手的遗憾中走了出来，精神上也得到了些许慰藉。她对庆军说：“小军哪，妈妈现在也拿不出什么东西送给你的这位新交上的女朋友了，只能在心里头默默地为你们祝福吧！人家能在目前的情况下和你处对象，妈妈虽然没有看见过她的若人，也能感觉出她肯定是个不错的好姑娘。你要好好待人家，下次回来，一定要领她来让妈妈看一看，行吗？”
庆军答应着：“妈你放心，下回我一准带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