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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经济压力体现在什么方面。他们都怎么说。 关爱中心工作人员:就是觉得钱比较少啊。
记者:反映在工作上的压力又占多大的比重?
关爱中心工作人员:大概占30%。就说比较累。这样子。
关爱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每天他们都会接到100多个热线电话。
富士康科技集团新闻发言人 刘坤:我们到目前不完全的统计大概应该有30多起,就说可能也会导致同样悲剧,当然我不能确信这一点,总之是有效地防御了, 富士康还利用有偿的信息机制,鼓励大家如果发现身边有工友情绪不好,及时反映到有关部门,可以得到200元到500元不等的奖励。同时,也希望在30万员工中培养起互相关心的习惯。
在富士康公司特设的心理咨询中心,我们遇到了一位小伙子。他讲出了自己内心的忧虑。
我自己可能调节不过来。
记者:什么东西在压着你,让你调节不过来?
员工:恐惧。毕竟公司发生了事,怕公司被诅咒啊,或者说风水不好啊。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公司有些标语,经典的标语就是“魔鬼藏在细节之中”,
刘坤:是
记者:我也注意到还有一句话,叫企业陷入困境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就是远离客户,一大因素是远离职工,远离员工。
刘坤:是。
记者:那我想知道员工在心理上出现了问题,算不算我们远离员工的一个表现?
刘坤:应该算,恰恰是,因为跟员工的距离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距离,其实更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心灵的距离。
在心灵港湾工作室,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员工诊疗,还配备了专门的仪器,帮员工放松心情。也设立了这样一个宣泄室,员工可以用橡胶(资讯,行情)棍棒击打面前的这个橡皮玩偶,宣泄掉心理的不良情绪。
刘坤告诉我们,你要探讨为什么这么多人自杀,如果真的归咎公司的原因,我觉得是有一个,富士康人太多了,太多的话你所有的资源配置,当你划分到人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微小。
30万人的厂区,更像一个社会。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富士康公司有诸多好的做法。来这里打工的人,都可以住进这样8人一间的宿舍,浴室、卫生间一应俱全。这些员工每天可以得到标准为11元的一日三餐。而且,自己的工衣脏了可以交给专门的公司清洗。这些,都是免费的。与此同时,富士康公司在厂区里设有两个这么大的健身房,配备了几十台健身设备。厂区内还有运动场,5个游泳池。工作之余,员工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健身活动。这些,同样是免费的。为了照顾大家的不同喜好,公司还专门设立了这个网吧。员工们上网看新闻,可以看电影,也可以跟朋友们聊天。这些也是免费的。
但是,正如刘坤所说,这些资源配置到30万员工每个人身上时,就显得很微小了。
人多,拥挤,是这里的特色。在宿舍楼下,我们看到成百上千的年轻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抽烟,喝饮料。但是,由于没有足够的椅子可以坐,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或者坐在树下的水泥台上,换取片刻的休闲。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 刘开明:那么如果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能够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能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300024,股吧),一个赚钱工具变回成一个人,那可能就会有这种所说的这种情感或者生理、心理各方面的问题就会出现,就会发生,极端的事件发生。
刘开明,曾经当过记者,从1997年开始关注农民工权益的调查研究。全所20多名职工曾经用了一年的时间走访了了长三角、珠三角400多家加工企业,涉及到10多万普通工人。他们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了,进而变成了机器。
刘开明:我记得两年前我曾在苏州一个企业里面做织机,我跟那个老板说,我们一起做一个小时,我做一个小时,我问他的感觉,他说头脑木了。是的.
如果一个工人,如果做同样的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这一天下来,他会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木头人,那么其他,我们知道人有各种各样的七情六欲,这种七情六欲会被压抑下来,压抑下来 如果说我们在晚上,或者说星期日,休息日那一点时间里面,我们不能很快地把他恢复成一个人,那么这时候我们在生理、心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900元的最低生活标准,在深圳可以做什么?可以交最偏僻地方最便宜房子的房租两个半月,可以吃上几顿饭,可以看上10几场电影,可以买几件最普通的衣服。于是,这些工人不得不被动地选择了加班。因为只有加班,只有他们付出更多的时间,他们才能赚回更多的加班费。
刘开明:这事非常普遍,可以说99%的工厂都是这样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世界五百强之一。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企业得到快速发展,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之首,2009年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企业500强中居第109位。
集团的营业额由1996年的8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达到4207亿元,经历全球经济危机之后,在2009年,仍然保持在了3944亿元。
与此同时,企业的员工人数也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2009年的7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赚取微笑曲线最低端的制造业来说,作为全球代工之王,富士康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刘坤:有一些对高科技,像我们都是一些世界上最时尚的产品,它其实有些是必须要通过人手来完成的。
在富士康龙华厂区内的这个书店门前,《郭台铭与富士康》的宣传画报很显眼。富士康以人海战术24小时轮班、大量生产,从接单到交货一气呵成,让客户抢得先机。
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中第一条就是“辛勤工作的文化”,而这里“幸福企业”的第一个要素是“安康”。
刘坤:我希望富士康是一个让年轻人,因为我要针对我的这个群体,让年轻人,怀揣梦想的年轻人,不要在这里把他们的梦想击碎的一个企业。
刘开明认为
刘开明:这些年轻人踏入社会迈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碰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告诉他们,你们是打工人,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困境。
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没办法克服的时候,脆弱一点的人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年底发布的研究报告,2009年全球自杀人数约100万,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的26%。以13亿人口总量计,即每10万人中自杀约20人。
刘坤::我们真的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因为我们的工作加强的力度可以这样讲,已经甚至到了全民皆兵,草木皆兵的地步,对待特殊这样群体,有自杀倾向的人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关怀和帮助,这个我们是非常苦恼的。
尽管刘坤表示,不希望年轻人的梦想在富士康被击碎,但是,卢新日志里的话,恰恰流露出梦想被打破的失落。现在,80后、90后打工者,已经成为打工行(601398,股吧)列的新生代,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在富士康公司,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
刘开明: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年轻的,很多16岁,17、18、19岁的很小的小孩,他们心智还没有成长,他们就过早地踏入到社会,承担起为我们这个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财富的这个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半小时观察: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很容易被归结到员工个人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总数相比,十个人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当这十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制造业企业残酷的生存法则、社会文化配套上的严重缺失。当下种种现实的矛盾,在富士康这家最典型的代工企业里,找到了理想的滋生环境,悄无声息地积聚了起来,直至在十位员工心中引发了一场核聚变。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助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都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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