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最近在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对上面这段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为，人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一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感受。 道德危机危及生存安全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这种情绪上的愤怒无法否认，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 现在，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尽职看病，司机能否安全把乘客载至目的地，已统统演变成为在一个人的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 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社会大厦正在倒下，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即使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一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 政、媒、学界的集体失职 首先，各级当政者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政者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当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三十多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在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是否要为道德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要政府干什么呢？ 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解体也在震撼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低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 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的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 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惩罚，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医生可以不接受爱滋病人，可以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提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但为什么立法者对此无动于衷呢？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张扬着更多的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没有社会责任的影子。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当局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前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 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也不能因此逃避自己应有的责任。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的解体也有责任。很显然，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中国学界和知识界都在大谈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等是否是普世价值。却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是否同样具有普世性。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 社会需要道德，个体的生存需要一个整体的道德的社会。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 |
| 欢迎光临 侬队网 (http://nongdui.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