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焚烧厂释放的二恶英是健康的极大杀手。图为昆明五华垃圾焚烧厂内，垃圾堆积如山。路透社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 陈龙 发自北京 番禺垃圾焚烧争议，终于在11月23日有了新的转机。

当天，数百名市民在广州市政府办公楼外“散步”，反对在番禺建立大型垃圾焚烧厂，法新社援引一位卢姓居民的话说，他们是在呼吁政策制定的透明性。“我们不仅担忧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也对政府试图强硬推进该项目的立场感到愤怒。”对此，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作出承诺，如果该项目的环评无法通过，或者大多数市民反对，该项目不会动工。

这样的争议似曾相识。

3月11日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就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环境争议，国家环保部环评管理司司长祝兴祥表示“未经核准不得开工建设”。4月11日，上海数百市民“散步”抗议居民区附近的江桥垃圾焚烧厂扩建。10月21日，江苏吴江平望镇，绿洲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的垃圾焚烧厂外，数千当地居民聚集抵制工厂点火，两天后，当地政府最终作出让步：停建。

争议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困境——垃圾堆积如山，传统的填埋已无法治理，焚烧在地方政府看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捷径，但居民却又极力反对。只是，与中国各地纷纷上马垃圾焚烧厂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都在关停焚烧厂。

“欧盟很多国家甚至提出禁烧令，并提出在2010年实现不向环境中排放焚烧污染物的口号。”一直反对垃圾焚烧的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正是在利益集团的合力作用下，垃圾焚烧这一外国夕阳产业竟然在中国变成了朝阳。

可怕的二恶英

即便在比大陆城市管理更先进的香港，垃圾也依然是横在特区政府头上多年的一道难题。“香港过去一直都采取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但现在已经很难承载负荷。”一直在香港生活的绿色和平组织中国项目经理陈宇辉说，去年，香港政府考虑在离深圳南山直线距离仅5公里的香港屯门建垃圾焚烧厂，但遭到深圳市民的反对。

焚烧虽然比填埋更能节约土地，减少体积，还可以发电，但所带来的二次污染一点也不亚于填埋。“与其他有毒气体不同的是，它可以长期存在于环境和人体中，破坏人体神经系统。”陈宇辉说的“它”指的是“剧毒之王”二恶英。

二恶英是二恶英类（Dioxins）的一个简称，它包括210种化合物，毒性十分大，是氰化物的130倍、氢化钾的300倍、砒霜的900倍、氰化钾的1000多倍。万分之一克甚至亿分之一克的二恶英就会给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0.1克的二恶英可导致数十人死亡，导致上千只禽类死亡。

世界银行2005年就告诫中国，如果中国迅速建造垃圾焚烧厂，而不限制自身的气体排放量，全球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都可能会加倍。

赵章元介绍说，垃圾焚烧实质上就是把固态变成了气态，表面上这个固体减量了，其实只是假象。1吨的垃圾焚烧后会转变成4000-7000立方米的气体到空中。这些气体有一部分在空中被降解了，但相当一部分，包括二恶英和几十种有害的气体，是无法降解的。这些气体吸附在颗粒物上，受地球引力影响又回到地面，在空气里，还有土壤里聚集。它会波及到全世界，没有边界的。当然离得近就更倒霉。

《纽约时报》不无担心地告诉美国读者，“根据卫星监测，二恶英能够随着空气流动越过太平洋，飘到美国海岸。”

庞大的利益集团

但是在焚化炉生产商眼中，二恶英却显得相当温顺。“如果比较二恶英产生的量，那么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

美国最大的垃圾能源化公司卡万塔（COVANTA）集团的中国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舒成光说，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在大规模兴建垃圾焚烧厂，只要选用合适技术，垃圾焚烧最有利于控制不利因素。在番禺垃圾焚烧争议中，他一直是主要支持者。

然而，他所供职的卡万塔在海外却是个麻烦制造者。美国电力工人工会在网上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该公司在加州纽华克市的垃圾焚烧炉，从2003年到2008年，每年都违反空气污染法令。此外，2005年到2008年，在新泽西州的牛津市，2005－2007年间在新泽西州的洛韦市，卡万塔也违法进行垃圾排放。在发达国家的路越走越窄，卡万塔开始打起中国的主意。2007年该公司在重庆成功落地，近年更投入前期运作资金5000万，开发珠三角垃圾市场。

梳理中国现有及开建中的五十余座垃圾焚烧厂，不难发现，大量设备、技术均来自国外，关键设备或技术来自国外的总投资约100亿元人民币。全球垃圾发电“大腕”法国威立雅环境集团在中国耕耘多年，实施项目包括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上海江桥垃圾焚烧厂。比利时公司KEPPEL SEGHERS，自称占中国垃圾能源化设备的60％。

国外生产商只是这个庞大利益集团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人是某些政府管理人员，他们给垃圾找出路，心情迫切。第三部分人是国内研究垃圾焚烧的大学教授，借此得到充足的项目经费。”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透露，在一次国内知名专家参加的“垃圾焚烧问题”研讨会上，这些专家不仅攻击媒体的宣传报道是“无序”、“猎奇”的，而且还有意鼓动、“建议”政府部门要对民众采取“强制和高压的法律约束和权威”，甚至提出“宁可搬迁居民区，也不一定要搬迁垃圾处理场”。

在这次番禺垃圾焚烧争议中，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聂永丰受到公众普遍质疑，他认为，中国垃圾焚烧技术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网友一番“人肉搜索”，原来他是“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申请人。

日本的前车之鉴

垃圾焚烧技术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日本，人多地少的特性，决定了日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采用填埋的方式来处理垃圾。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大力推广垃圾焚烧，焚烧厂的数量一度占到全球的70%，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恶英含量严重超标。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恶英水平竟然是其他工业国家的10倍。

日本人痛定思痛，开始改变思路，将垃圾处理的重点由终端——怎样消灭垃圾转移至起点——怎样减少制造垃圾。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恶英特别措施法》，大幅提高二恶英的排放限制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以个人与家庭为单位，从源头上减少垃圾，实行垃圾分类。

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2008年，东京的垃圾年产量相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这也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同时，由于实行了严密的分类措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所燃烧的垃圾已经完全剔除了塑料等化学制品，燃烧的垃圾均为食物残渣等无法再循环利用、又不会造成大幅度环境损害的产品。这大大降低了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排放量。

这些年，中国政府也大力倡导“要推进垃圾分类”“提倡资源化利用”，但在调研中，一些专家发现，北京市每年投在垃圾分类上的专项资金只有2000万元，可是在一个垃圾焚烧厂的投资就超过8个亿。陈宇辉认为，公众自己也要负起责任，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另外，政府在组织环评、推行焚烧项目时，一定要邀请受影响的公众参与，大家共同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合适的出路，并使得垃圾焚烧这一环境问题不至于演变为一场中国社会公共危机。 (本文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